這個安全套太大了，警察要來了我們吞不下去！”這是一家民間組織在性工作者人群中推廣女用安全套時得到的第一反應。這個故事反映了大陸女性性工作者在保護自己免于性病、艾滋病感染和避免受到法律處罰之間所面臨的兩難困境，也折射出夾在公共衛(wèi)生與公安執(zhí)法之間的安全套尷尬。

　　防艾努力與執(zhí)法行動背道而馳

　　由于性交易屬于比較私密的行為，極少第三方或者目擊者，缺乏直接證據，因此賣淫嫖娼案件的取證非常困難。一般來說，需要證明一方是為了獲取金錢財物而與他方發(fā)生性行為的，另一方是想通過支付金錢財物來獲取性服務。

　　一些地方出臺了處理賣淫嫖娼案件的指導意見，其中，安全套被列為實體證據之一。此外，根據公安部的指引，在賣淫嫖娼案件中，安全套被認為是“作案工具”，執(zhí)法人員應當“收繳后拍照固定附卷，待結案后予以銷毀”。

　　有公安人員認為，安全套通常僅作為旁證，執(zhí)法人員最主要的取證方式為現場抓獲，以及獲得當事人的供述。但是在中國，安全套已經被根深蒂固地認為是賣淫嫖娼的證據。有報道稱在警方突襲“掃黃”時，老板會讓“小姐”把安全套吞下去，以消滅證據。

　　在公共衛(wèi)生領域，關于執(zhí)法人員將安全套作為賣淫嫖娼證據的討論由來已久。這種做法對性工作者攜帶和使用安全套產生了負面影響。中國的艾滋病疫情主要是通過性傳播：2014年的10400例新增艾滋病感染中，92.2%是通過性傳播感染的。

　　在很多方面，中國政府在艾滋病防治問題上表現出非常理性的實用主義。中國建立了較為完善的艾滋病預防和治療系統，政府也承擔了98％以上的防艾經費。和其他很多國家一樣，中國的艾滋病防治工作集中于重點人群，包括性工作者、毒品使用者和男男性行為者。安全套在國家艾滋病防治戰(zhàn)略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也出臺了多項政策來推廣安全套。國家向艾滋病感染者提供免費安全套；很多省也出臺規(guī)定，要求娛樂場所公開擺放安全套；政府每年劃撥預算專門為艾滋病預防項目購買安全套，通過各級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社區(qū)組織向重點人群（包括性工作者）大量發(fā)放。

　　但與此同時，公安部門也一直積極打擊性行業(yè)，并在執(zhí)法過程中檢查和沒收安全套。從2014年底到2015年8月，亞洲促進會和四家社區(qū)組織在中國三個主要城市開展調研，以更好地了解相關法律和執(zhí)法行為對性工作者獲得和使用安全套，以及艾滋病和生殖健康服務的影響。

　　研究發(fā)現，盡管中國政府對安全套在防艾當中的作用達到了高度共識，但防艾的努力卻面臨著各種力量和法律法規(guī)之間的掣肘。

　　執(zhí)法行為對性工作者的安全套行為產生了深刻影響。性工作者會在碰到執(zhí)法人員時及時處理安全套，也更可能同意客人不使用安全套的要求，而且顯著減少了隨身攜帶安全套的數量。

　　同時，執(zhí)法行動還降低了性工作場所中安全套的可獲得性。因為在公安部門的眼里，安全套的存在說明這里可能是一個賣淫嫖娼場所，這使得場所業(yè)主不再公開擺放安全套。但公開擺放安全套又是衛(wèi)生部門的要求，是推廣安全套戰(zhàn)略的一部分。因此，很多場所形成了“衛(wèi)生來就擺安全套，公安去就把安全套收起來”的應對方式。

　　此外，衛(wèi)生部門和公安部門之間的溝通渠道非常有限，這成為艾滋病防治工作有效開展的瓶頸。接受采訪的地方疾控工作人員稱，在“掃黃”期間，干預工作無法開展，只能暫停：性工作者消失了，娛樂場所關門了，也沒有人愿意接受衛(wèi)生部門發(fā)放的安全套。

　　中國的防艾努力和執(zhí)法行動背道而馳：衛(wèi)生部門積極在娛樂場所推廣安全套，社區(qū)小組努力進行同伴教育，但這些努力的結果卻可能是幫助執(zhí)法者提供賣淫嫖娼的證據。

　　國家曾嘗試從政策和實踐層面改變這種對立的狀況。2004年，中國成立國務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員會，以制定艾滋病防治的重大方針、政策和規(guī)劃，并協調和動員有關部門參與艾滋病防治工作，其成員單位包括公安部和司法部。各地也相應成立防艾辦、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員會等機構來協調各部門開展艾滋病防治工作。2005年，《艾滋病預防控制工作規(guī)范》提出“政府要出面協調公安部門支持，公安部門要為安全套在娛樂場所中的推廣提供支持，解決政策障礙。”但具體如何支持、如何解決政策障礙，并沒有具體的指導文件和方案。

　　2001年開始開展的100%安全套項目，開創(chuàng)了衛(wèi)生、公安與娛樂場所之間的溝通合作。在武漢黃陂區(qū)試點，公安局領導與娛樂場所的老板坐在一張桌子上進行討論。該項目的推廣，人們揣測這是否意味著對性行業(yè)開綠燈，或者至少是默認了性行業(yè)的合法性。公安部門的態(tài)度是非常明確的：賣淫嫖娼仍然要打擊。在江蘇靖江和武漢黃陂，開展100%安全套項目之后，公安部門一如既往地打擊性行業(yè)，強度并沒有減弱，但繞開了項目開展的場所。

　　2007年11月，一名衛(wèi)生部門的官員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2001年中宣部和公安部聯合發(fā)布一個通知，要求公安部門不再把安全套作為證據；而且由于各地開展了艾滋病宣傳教育，和公安部門進行了協調，公安部門已經不再將攜帶安全套作為證據。2008年有民間組織向公安部提交了“關于安全套不得作為賣淫嫖娼證據的法規(guī)、規(guī)章”的信息公開申請，得到的回復卻是“公安部從未發(fā)布過安全套不得作為賣淫嫖娼證據的規(guī)范性文件”。

　　安全套作為證據的效力有限

　　中國并不是唯一將安全套作為賣淫嫖娼證據的國家。在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qū)，也有類似的做法。但是，有一些國家和地區(qū)已經開始思考這一政策對公共衛(wèi)生的影響。

　　在美國紐約市和三藩市，一個人參與提供或者同意提供性服務換取財物，就會被認定為賣淫。因此，要判定一個人賣淫，檢察官必須要證明三個要素（1）同意提供或者已經提供性服務；（2）與他人有性行為發(fā)生；（3）有金錢財物交換。

　　在紐約，警察無需獲得逮捕令，只要有“合理的理由”懷疑嫌疑人意圖犯罪，就可以進行逮捕。盡管持有安全套并不是犯罪，但是，紐約警察決定是否以賣淫或招嫖為由抓捕一個人的理由之一，就是是否持有安全套。紐約警察經常沒收性工作者的安全套，即使不抓捕性工作者。在三藩市，警察經常將持有安全套作為“意圖進一步行動”的證據。盡管警察不沒收安全套，但會拍攝安全套的照片作為證據。

　　將安全套作為證據，是有考量的。安全套是一種間接證據，持有未使用過的安全套說明一個人意圖進行性行為，而使用過的安全套則說明性行為已經發(fā)生。因此，在關于性交易三個要素中的前兩個能夠滿足（即同意提供或達成合意，雙方有性行為）的情況下，安全套可能作為關聯性的（不一定是決定性的）證據；但安全套并不能證明第三個要素（金錢財物交易）。

　　在紐約和三藩市，警察抓捕當事人的時候發(fā)現有安全套，安全套可以采納作為證據來幫助證明賣淫的前兩個要素，但該證據具有多大程度的證明效力，則取決于事實調查人。

　　從2012年起，一些權益組織對美國一些大城市中安全套作為性交易證據的做法進行調研，發(fā)現由于擔心被逮捕，很多性工作者表示不再攜帶安全套。而流行病學研究顯示，堅持使用安全套對于預防艾滋病非常有效。因此，一些美國的決策者認為，允許安全套作為證據，可能增加艾滋病傳播的風險，影響公共衛(wèi)生和福祉。決策者認為，是否決定使用某一類型的證據，必須衡量其可能帶來的傷害和益處。在紐約和三藩市，政策制定者認為，安全套對艾滋病防治的促進作用，遠勝于其在賣淫案件作為證據的價值。

　　實際上，安全套在賣淫案件中作為證據的效力比較有限。在關于賣淫的其他要素已經滿足的情況下，安全套最多只能作為關聯性證據。但是，安全套并不能證明一個人試圖或者已經通過性行為來換取金錢財物。此外，賣淫也能夠在沒有安全套的情況下發(fā)生，因此一個人不持有安全套并不能就推斷他沒有進行性行為或意圖進行性行為。而且，當警察懷疑某人參與賣淫有關的活動時，一般能夠使用其他證據，包括目擊的行為或者證詞。因此，盡管安全套可能是一種額外的證據，但其本身的證明效力不但不足夠，也不是必要的，而且它只是重復證明了其他證據能夠證明的事實。

　　不使用安全套作為證據，警察和法官仍然有很多其他選擇。根據《紐約警察巡邏指南》，警察應當注意嫌疑人所處的地點、對話、衣著、行為、同伙，以及是否曾經因為賣淫被抓，來判斷嫌疑人是否在拉客。此外，法庭也曾經使用環(huán)境證據來決定嫌疑人是否進行以賣淫為目的的拉客。這些環(huán)境證據包括嫌疑人是否來自一個已知的賣淫區(qū)域，該區(qū)域是否曾經有人因為賣淫被抓，以及嫌疑人是否曾經因為賣淫被抓。

　　2013年，三藩市警方發(fā)布新政策，決定不再將安全套作為賣淫案件的證據，并且要求警察不能沒收安全套、對安全套進行拍照，以及記錄當事人攜帶安全套。2014年5月，紐約警方決定，除了性拐賣有關案件，將極大地限制在賣淫案件中使用安全套作為證據。紐約市長比爾·白思豪在一個新聞發(fā)布會上說：“一個阻止人們發(fā)生安全性行為的政策是錯誤的，也是危險的�！�

　　而在其他一些國家，包括非洲、亞洲和歐洲一些地方，警察也同樣因為發(fā)現安全套而抓捕性工作者，使得性工作者不愿意攜帶和使用安全套。但是，考慮到這一做法所產生的公共衛(wèi)生風險，緬甸和柬埔寨也發(fā)布政策，要求警察不能將安全套作為抓捕性工作者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