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4日，武漢華中師范大學性學教授彭曉輝在講座。他研究性科學超過20年，曾受到過多次非議、質疑。近日，在廣州性文化節(jié)的演講臺上遭一女子襲擊。

　　人物簡介

　　彭曉輝 57歲，華中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性學家。

　　對話動機

　　11月7日，第十二屆廣州市性文化節(jié)，華中師范大學教授彭曉輝在做性科學的演講時，被一名女子掌摑、“潑污物”。女子雖然事后被警方拘留，但有關“性”的話題卻在網上持續(xù)發(fā)酵。

　　“性”到底能不能擺在公開場合討論？社會應該如何看待性文化的傳播？16日，彭曉輝接受采訪時說，拂去塵埃見本心，對于性，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淫者見淫。性的外延很廣，但太多人把它理解得太狹隘。

　　“潑糞”事件

　　我將保留起訴的權利

新京報：“潑糞”事件已經過去快一周了，這一周你是怎么過的？

彭曉輝：狀態(tài)逐漸在調整，現(xiàn)在好些了，剛開始那幾天飯吃不下，覺也睡不著，相對于生理，心理上受到的傷害還是有持續(xù)性的。

新京報：這是一個什么性質的性文化節(jié)？

彭曉輝：這是第十二屆廣州市性文化節(jié)，主辦單位是廣州性用品批發(fā)市場。是政府部門批準的合法商業(yè)活動。進活動現(xiàn)場需要買票，還請嘉賓開展普及教育活動，未成年人是禁止入場的。

新京報：當時現(xiàn)場是什么情況？

彭曉輝：那場論壇是在7日下午，我第一個發(fā)言，臺下的人都很專注。

剛講了1分多鐘，有名女子就從右后方沖上來打我，我一扭頭她又打到我臉上，罵的什么我沒聽清，然后把塑料袋摳破，往我身上撒污物，不是糞便，但氣味很難聞。她追著我打，我一直躲，最后從舞臺正面跳下去，保安這時也把她制服了。

新京報：以前參加這樣的活動有沒有類似的遭遇？

彭曉輝：我參加太多這樣的活動和講座了，還是第一次被攻擊。

新京報：你怎么看待外界質疑自己的聲音？

彭曉輝：最早發(fā)出現(xiàn)場圖片的是中國反色情網，把我被攻擊當成他們的一種“戰(zhàn)果”，我和他們以前一起錄制節(jié)目，現(xiàn)場就罵我“流氓”，我想說反色情沒有錯，但應該分清楚什么是色情什么不是。

也有人攻擊我，還是一個大學老師，我看了特別生氣，你可以反對性學，也可以公開發(fā)表言論，但不能剝奪我傳播性學的權利，我們可以交流，也可以辯論，但你不能這樣謾罵和侮辱。

新京報：身邊的人都是什么反應？

彭曉輝：我女兒第一時間就知道了，她安慰我，我的學生和朋友也在網上關心我。13日是我這學期最后一天課，從早到晚一共三堂，每堂課都有學生給我獻花，學生們用卡片寫他們想說的話，“彭老師我們挺你”、“性學不等于色情”，然后拍照支持我，這給了我很大的安慰。

新京報：經過這件事，你是什么感受？

彭曉輝：最開始那兩天，網上罵聲一片，當時覺得特別孤獨。我同情這名女子的無知，前兩天聽說她已經放出來了，但反對性學的人叫好，還讓我小心，下次就是硫酸，我現(xiàn)在保留起訴這名女子的權利，因為我覺得這股反對性學的力量不僅僅是無知。

選擇性學

“那種事還要你教�。俊�

新京報：你是醫(yī)學出身，什么原因讓你和性這門學科聯(lián)系上了？

彭曉輝：主要是個人的興趣點，學醫(yī)時我就接觸了很多與性有關的書。另外1990年，國家教委、衛(wèi)生部等六部委出了規(guī)定，普通高校要在健康教育選修課里加上性健康教育的內容，1992年我就申報了《性生物學》，因為從自然科學的角度切入比較好被通過。

新京報：對于性，你的態(tài)度始終是一致的嗎？有沒有“脫敏”的過程？

彭曉輝：一直是這個態(tài)度。初中時有件事很觸動我，我當時跟著下放的母親在農村讀書，是班里的勞動委員，第一次安排任務對一名女同學說“你去搞什么什么事”，人家不干了，罵我流氓扭頭跑了。班主任問我說過什么話沒，看我沒反應她也不好開口，就在黑板上寫了個“搞”字，告訴我在當?shù)剡@是臟話，讓我和女生道歉、在全班面前檢討。

我拒絕檢討，結果校長火了，讓我在全校做檢查，否則開除學籍。我拿出毛主席的原話“搞學習”、“搞勞動”問他，毛主席也說臟話？校長才沒讓我檢討。

后來我一直想，這個字怎么成了流氓話了？當我知道當?shù)剞r民講葷段子，用這個字形容家畜交配我才明白，這才開始對與性有關的知識很敏感。

新京報：家人朋友最初對你從事這個領域的研究，是什么態(tài)度？

彭曉輝：我妻子不管，她也受過高等教育，知道科學研究是怎么回事，倒是家里有個長輩知道后跟我打趣，搞什么專業(yè)不好，搞這個專業(yè)？我也沒多解釋。

當時生科院有長我一輩的教師和我打趣，那種事還要你教啊？長大了就知道了，我也打趣，哪種事啊？他說就那種事，我說不知道你說的“那種事”是哪種事。玩笑歸玩笑，學院還是很支持的。

新京報：開《性生物學》這門課，最初有什么顧慮嗎？

彭曉輝：學醫(yī)出身，談性學沒什么顧慮。反倒是擔心學生們羞澀，不好意思來聽，我當時給學生干部做工作，動員同學報我的選修課，結果第一次選就有40多人報名，這個數(shù)量不算多也不算少了，第二個學期我就沒再動員過。

新京報：還記得第一堂課是什么樣嗎？

彭曉輝：記不得了。不過這次被攻擊后，有名學生在我微博里說，他支持我，他是我《性科學概論》的第一屆學生，那都快20年了。1995年，我加進了性心理學和性社會學內容，擴展成《性科學概論》，面向全校開課，堂堂爆滿，現(xiàn)在改成了《性學概論》，因為性學知識不僅僅涉及自然科學，也包括人文、社會學科知識。

性學課堂

2萬多學生是我最大的成就

新京報：很多學生說，沒聽過性科學概論，相當于沒到華師讀過書。這是一門什么樣的課？

彭曉輝：這是學生們夸張了。其實性科學概論，就是講人性的問題，講性的自然科學知識、性的人文社會學科知識，告訴人們如何處理好涉性的人際關系。我講課也要做大綱，講課時除了按照大綱也會結合社會熱點。當然，我的課堂不是講狹義的性，也不僅僅講生理衛(wèi)生常識，性學的外延是很寬的，也包括男權女權、同性戀等……

新京報：在課堂之外，生活中學生們會和你請教有關性方面的問題嗎？

彭曉輝：會，基本上通過郵件，偶爾有緊急情況也會發(fā)短信。比如周末約會，兩個學生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發(fā)生了性行為，男生慌了，就要到我電話發(fā)短信，問我怎么辦？那我必須得告訴他，得72小時內服用緊急避孕藥，以免意外懷孕。

新京報：聽你選修課的學生大多是男生？

彭曉輝：是女生。我們畢竟是師范院校，女生男生的比例在7比3，另外男生接觸性信息的渠道更多，女生相對匱乏一些。

新京報：你的課對學生的改變體現(xiàn)在什么地方？有沒有具體效果？

彭曉輝：有個英語專業(yè)的女生，畢業(yè)后去上海一所中學做老師，剛開始做初一的班主任，有一天好幾名女學生收到了同一筆跡的紙條，都是類似于“你好胖”“你好白”“我喜歡你”的惡作劇的話語，其他老師知道了都說那還了得，一定要查出來找家長、寫檢查，但我這名學生沒這么處理。

她開了個主題班會，說最近班里發(fā)生了件“有趣”的事，念了幾個紙條后，她說通過筆跡知道是哪個同學寫的，但會為他保密，希望他會后能到老師的辦公室，她告訴那名男孩，希望和女同學交往是對的，但這種方式錯了。她通過我的課知道，初一的孩子正處于異性疏遠期，但又渴望和異性交往，正是迷茫的時候，所以把這件事引到了異性交往方式的討論上。

新京報：這樣的事情會帶給你成就感。

彭曉輝：對，這些年上過我這門課的2萬多名學生，沒人說我的課沒有用，和我出過的書、寫過的論文比，這2萬多名學生就是我最大的成就。

社會觀念

對性的理解太狹隘

新京報：據(jù)你了解，性作為一門學科，全國或湖北開設類似研究方向的高校有多少？

彭曉輝：人類性學研究方向只有我這里有。性社會學研究方向是中國人民大學的潘綏銘教授，還有中國社科院的李銀河教授。在北京大學醫(yī)學部的心理教研室也有性心理學研究方向。

新京報：性學領域的科學研究，現(xiàn)在國內發(fā)展的程度是什么樣的？

彭曉輝：自生自滅。完全是靠當事教授們在專業(yè)領域的研究水平和興趣來決定，少有高校有關當局主動有意識地組織老師來研究和開設性學課程。

新京報：國外呢？

彭曉輝：瑞典1933年就在小學開了性教育課，上世紀60年代就入法了，幼兒園都要開性教育課，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新京報：國內的瓶頸是什么？

彭曉輝：性教育難，難在“老大攔”。國家有法規(guī)，要在中小學開展性教育課程，但國內各個中小學校長沒這個意愿，因為應試教育升學不考這門課，另外就是社會的反對聲音，學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光有法規(guī)不夠，還得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出臺，比如落實督導，甚至一票否決，你學校不開這門課或者開得不好，就不合格。

新京報：你如何評價現(xiàn)在社會對“性”的認知水平？

彭曉輝：我曾說中國99%的成年人是性盲，我界定性盲的標準是沒有接受過系統(tǒng)、規(guī)范和科學的性教育。性的外延很廣，但社會對性的理解太狹隘，這與我們固有的觀念和主管部門的態(tài)度分不開。因為政策上的不鼓勵，小巷子里的成人用品店大多是在夾縫里生存，起的名字也很隱晦，但實際上全世界70%的性用品是在中國生產的；法律上禁止做避孕套避孕藥的廣告，但卻不禁止流產廣告，這種本末倒置的規(guī)定，本身就制約著社會對性的認知水平。

新京報：性教育的發(fā)展程度與社會對“性”的認知程度應該是既相互影響，又相互制約，怎么來解決這個矛盾？

彭曉輝：性教育的程度低，認知程度就不會高，反過來也是一樣，這是一種惡性循環(huán)，好在經過這些年，這些問題可以拿到臺面上來探討了。在性教育上，我們有和性學有關的課程與研究方向，在知識普及上有性文化節(jié)和相關的講座，只有從這兩個渠道同時進行，矛盾才能解決。

文化普及

平常對待“性”才是最好的狀態(tài)

新京報：除了在課堂上，你還開微博講“微性學”，也參加講座和性文化節(jié)，這其中是被迫為性正名更多，還是主動普及性文化更多？

彭曉輝：都有。這次廣州性文化節(jié)是邀請我去的，我也很愿意借這個平臺表達我的聲音，我不要報酬，29日我在武大還有一場講座，也是義務的；也有被動的，比如開微博，2011年我在南京師范大學講座，觀點被媒體誤讀成“遭遇性侵犯女性應主動遞上避孕套”，被扣上了“遞套教授”的帽子，沒辦法才開微博澄清我的原話。

新京報：你怎么看待自己20多年研究性學的經歷？

彭曉輝：研究性學的過程很艱辛，不像其他領域那么通順，性學研究和性教育會受到這么多質疑，但這些質疑和攻擊也磨練了我，讓我更清楚地看到了這門學科的價值。人都說50歲知天命，我今年虛歲58，還有兩年多就退休了，起碼回頭看看覺得值了，沒白過。

新京報：因為努力起到了一些效果？

彭曉輝：中國的性文化這些年還是在進步的，性文化節(jié)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當然這不是我們從事性學研究的直接影響，應該是一種間接的，我們從事科學研究，出版學術著作，參加講座，這些應該間接推動了很多人對性的認知。

新京報：你期望實現(xiàn)的改變是到什么程度？

彭曉輝：什么時候記者們不再圍著我轉，那就正常了。如果人們對待性更加平常，那才是最好的狀態(tài)，才是一種進步。

新京報：作為性學專家，你眼中的性是什么樣的？

彭曉輝：性本身是自然存在，是中性的，不取決于人對它做出的主觀判斷，但對于性的認知，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淫者見淫。

我曾說中國99%的成年人是性盲，我界定性盲的標準是沒有接受過系統(tǒng)、規(guī)范和科學的性教育。性的外延很廣，但社會對性的理解太狹隘，這與我們固有的觀念和主管部門的態(tài)度分不開。 ——彭曉輝評價現(xiàn)在社會對性的認識